10月24日，由同济大学法学院、上海市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法律适用”研讨会在上海举办，众多来自知识产权领域学术、司法界的专家学者与法官通过线上及线下的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共同探讨惩罚性赔偿相关法律问题。
在主题演讲环节，上海高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徐俊首先围绕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适用问题发表了演讲。他梳理了惩罚性赔偿与惩罚性质的法定赔偿、酌定赔偿之间的关系，继而讨论了“新反法”规定下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及适用方式、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存在的问题。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认为，惩罚性赔偿有狭义与广义两种情况。狭义的惩罚性赔偿即现行几大知识产权法中被公认为惩罚性赔偿的条款，以查明实际损失或违法所得、许可费等为前提进行赔偿。而若法官结合被告过错等因素最终认定的法定赔偿或酌定赔偿的数额超出法官确信的原告实际损失，则超出部分具有惩罚性，这是广义的惩罚性赔偿。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伟君则认为，在侵害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严格适用填平原则确定损害赔偿额会出现无法震慑故意侵权人甚至鼓励侵权的困境，因此，即便不存在惩罚性赔偿规则，很多国家的法律也已经超越填平原则。张伟君教授建议，在确立惩罚性赔偿后，法定赔偿不应再具有惩罚性，而去惩罚性的法定赔偿额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基数的计算方式之一。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副院长丛立先认为，侵权责任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和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制度的立法追求和价值定位应该是一致的，其“惩罚”的出发点是这种损害严重到危害普适性公益，救济目的是通过惩罚性实现财产补偿和精神补偿的双重目的的实现，并威慑和警示可能潜在的此类侵权行为。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法官范静波提出了解决惩罚性赔偿基数确定困难的方法：1)关于损害赔偿计算方法适用顺序的处理；2)积极运用举证妨碍制度；3)适度降低损害赔偿数额计算数额的精度；4)同时适用法定赔偿和惩罚性赔偿。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凌宗亮则提出如果侵权行为符合“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的条件，能否因为损失、获利等无法查清而不再给予惩罚性赔偿的问题。提出了现有规定可以赋予法定赔偿制度一定惩罚性赔偿的功能以及将法定赔偿作为推定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利以及许可费的损害赔偿认定方法并作为惩罚性赔偿计算的基数的法律规定完善建议。
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宋健以“技术类案件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为题发表了演讲。她特别强调了技术类侵权尤其是专利侵权、商业秘密侵权，在涉及等同判断、实质性相同方面往往争议很大，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应特别审慎。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崔国斌指出，传统上惩罚性赔偿既有吓阻（预防）也有惩罚的目的。两者何为主次，将对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考量因素产生影响。此外，崔国斌教授还谈到 “惩罚功能”会否威胁创新的问题。他认为有些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有道德上的非难性，而且具体范围比较明确，因此存在“惩罚”的空间。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袁秀挺指出惩罚性原则广义上可以理解为对传统原则的矫正，实践中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评价酌定的因素。惩罚性赔偿基数含有酌定因素，因此很难精确计算，建议降低对计算精度的追求。实践中可以通过提高司法权威和恰当分配举证责任等方式来解决，如引入举证妨碍制度和专家证人制度等。
上海普陀区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张佳璐认为对现有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需要不断探索优化，不但要防止权利人泛化使用惩罚性赔偿，也要防止惩罚性赔偿制度空置。关于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条件，她认为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举证需要基于具体案情设置弹性的标准，赔偿基数的计算可以与举证妨碍制度衔接。
在主题演讲后的讨论环节，参会嘉宾们还就惩罚性赔偿的滥用、酌定的精确程度、基数的计算是否能够酌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
